陈丹青——关于教育（转贴自中国设计之窗论坛）
关于教育
“艺术学院应该招一些疯子，而不是那些成绩优秀的好孩子。”
□想获得任何东西都必须付出代价，能够适应考试也是一种能力，对艺术类考生在文化课的分数上已经有很多照顾，你仍然认为这个标准过于严格吗？
■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完全凭外语分数来决定是否录取你，根本不看专业成绩。我班上的５个学生是从１８个人里选拔出来的，５个人风格、性格都不一样，各有所长，但没有一个人通过英语考试，全部无法成为博士生。清华让他们先做博士课程的访问学者，暂时没有学籍和学位。但１年以后又回到老问题上了，怎么办？一年来大家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３个人已经放弃了。
据我了解，专业前３名永远考不进来，因为外语达不到那个分数，他们根本就不行，但是有天分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依我的性格就是会都要说不会，我觉得那是侮辱。艺术学院应该招一些疯子，而不是那些成绩优秀的好孩子。
□你认为人文艺术学科选拔人材应该以专业成绩为标准。
■甚至专业都不重要，就看这个孩子好不好玩儿，一个人有才气是看得出来的。有天分的孩子，因为不会，他才来学的，受教育是孩子的权利，让他进来吧。进了学校谁好谁坏自然就有了评价，我们不能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孩子粗暴地拒绝在门外。
在国外也有多种体制，也有过不去的门槛，但你可以找别的门槛，但在中国不同的人，不同的际遇，不同的才华，不同的学科，都要去挤那个窄门。
□很多人不去考硕士或者博士都是因为英语这个关卡，它确实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门槛。
■绝对是错误的，一定是不合理的，我们抓了一个很次要的东西，并且用它摧残主要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继续盘剥学生的中文能力？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
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
我知道体制的力量非常大，有很多人在生理上已经变成体制了，这种问题提出来根本没用。但我在混教师这碗饭吃，天天要面对这个问题，它给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障碍，满意的学生进不来，我无法在心情稳定自由的情况下教学，所以我才说话。
关于艺术
“我不在乎艺术在探索什么，我也不认为艺术正在探索什么，艺术就是行动。我很厌恶集体表态我们要反对什么，让该发生的都发生吧。”
□我觉得国内现代艺术的审美秩序非常混乱，没有任何标准可言。
■这是另外的问题，跟教育的关系不大，教育只是使这种情况更难把握。处在一个转型期中，什么是现代艺术？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茫然，所有人在这个问题面前都没法拿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这是我们长期置身世外的后果，外面的信息进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变得没有主见了。另外，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断层，使我们几乎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资源，无法和现在的文化对话。
大规模的无主见的文化，没有抗体，也没有接受体，非常混乱的在接受西方文化。但这种情况可以采取无为而为的态度，让它自然地由无序过渡到有序，尽管这个过程也许需要几十年。但教育却需要人为的改变。
□你谈到国内的艺术视角比较闭塞，是从哪个角度讲的？对国内青年艺术家们你是怎么评价的？
■现在的信息非常多，但很多人的眼界非常窄，我曾经讲过一个公式：信息≠眼界，眼界≠主见。很多人没有眼界是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看到那个东西，尤其没有看到作品背后的东西。
尽管青年艺术家也有一些问题，但我是肯定他们的。我不在乎艺术在探索什么，我也不认为艺术正在探索什么，艺术就是行动。我们很厌恶集体表态我们要反对什么，让该发生的都发生吧。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他们做任何事情，哪怕是非常极端的，看起来有些胡闹的，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我觉得需要这些事情发生，它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艺术需要一个多元化的空间。没有有害的艺术，哪个艺术家做一件艺术去害人，结果害成功了？但我觉得艺术是最有害的，艺术是最接近人性的真实的，揭示赤裸裸的人性是有害的，柏拉图和老子都教育人不要去看艺术。问题是人有能力来面对所谓害，你是个健全的人就无所谓害。
关于写作
“写作可以让我很好地表达，比如纽约我不会去画它，但我可以写它，这是写作过瘾的地方。”
□你的散文集《纽约琐记》大约有２０万字，作为画家有这样的写作数量算是很大了。在你看来写作和画画二者是一种什么关系？
■很多感受没法放到画里面去，因为绘画就是绘画，它说的是另外一套语言。但写作可以让我很好地表达，比如纽约我不会去画他，但我可以写它，这是写作过瘾的地方。《纽约琐记》尽可能地描述一个真实的，你可以有呼吸感的空间，我只是以一个纽约居民的身份写这本书的，而不是一个海外艺术家，我不认为有什么动物叫海外艺术家。
我马上再推一本谈音乐的新书，大概２０万字算是音乐版的《纽约琐记》。这样算起来我大概写了５０多万字了。在纽约写作完全是业余，在晚上和画画中抽烟的时间才码字。但回国的两年多时间，由于暂时不急着画画，所以每天都在写。
大量写作是近四五年的事，有点儿像我开始画画的头１０年，非常喜欢，非常兴奋。但也不能说画画就不高兴、不享受了，画画是一个太长的习惯，我已经画了３０多年了。就像一个人长跑了３０多年，不跑身体会难受的。但并不像很多人说得像生命、呼吸那么重要，我不想太夸张这种感受。一直没有画画，是觉得回到国内这么新的空间，不急着画。再给我一点时间，现在还没有状态画画，等进了画室摊开来才会有状态。
□你曾经把自己的绘画经历划分为４个周期，目前你还没能进入第５个周期，但你好像并不在乎自己画画的状态。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写作分散了你画画的精力？
■不是不在乎自己的状态，是不会像年轻时候那么着急，赶紧要画出一个什么画来，达到一个什么水准，而是比较听任自己的状态。目前我写作的状态非常好。
有朋友提醒我，画不好画是因为写作太多了。可能也有道理，但背后的问题是我为什么非要画画？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做不可的。至于到底会影响到什么程度，这要别人来告诉我，或者我自己越画越差了，终于有一天我说，写作耽误了我。
我从没想过做什么要有成就，《西藏组画》只是我自己想画的东西，大家说它对美术史有贡献，我觉得很奇怪。对写作我也没有什么期待，我到书店里看看，很不好意思再添本书到那里。是读者中喜欢读我书的那一小撮鼓励了我，艺术家多少有点取悦别人的味道，就像你讲笑话，大家笑你才会讲下去。
关于绘画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害怕，不知道轻重，就像小时候看见有人插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跟人打，给人家打得一塌糊涂。”
□你评价自己再也不能像初生牛犊似地画画，而且不及年轻时候的画那么生动活泼了，是不是平和的状态造成这样的结果？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害怕，不知道轻重，就像小时候看见有人插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跟人打，给人家打得一塌糊涂。现在，可能看见人家的个头就不会上去打了，但也许我会用别的办法惩治他。比年轻的时候成熟了，自觉了，但反过来马上就是不好的地方，换取成熟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可是我现在很喜欢年轻时候的画，是因为我后来画了很多画，我有一个足够的距离来看它，否则这些画就毫无价值了。
我可能在期待自己老下去，人到老了会恢复小时候的状态，所谓返璞归真吧。这句话说着简单，但归和返的过程要走很多路。
□油画也被人称为西画，学习油画的人一般审美比较西化，但你好像更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比如中式服装，中式家具。
■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当然喜欢。但我主要是喜欢有时间的东西，像我住的这栋工艺美院的老房子就给我时间感，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感觉很好。
现代化的节奏是扼杀时间的，你会觉得自己活得很快。我曾经在江西、西藏过过很原始的生活，那时候人都是内心生活，而现在的人们主要是外部生活，匆匆忙忙，好像很快乐。其实，人需要的东西非常非常有限，水、空气、食物、朋友，有点儿书看就行了。现代化的过程只是人的欲望迅速得到满足的过程，但人一旦满足就会厌倦。
陈丹青：中国特别生动
就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西藏题材新画风而言，陈丹青的才华当然是第一流的。在随之而后的环境中，他所面临的的确是一个观念艺术与实验艺术的时代，绘画艺术的全盛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西方已进入尾声，而中国当代绘画也已进入观念自觉的方式中。陈丹青的后期作品无论在视觉的力量上还是观念上都与他所处时代的主流气氛相距甚远。而他的视觉贡献也远远地逊色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视觉表现力。
他消失在纽约的高楼大厦之中，间或有些消息都是道听途说，更有甚者传来不好的消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回国省亲才令欣赏、关注他的人又看到他神采飞扬的样子。
在国内他当年的师长还精神矍铄，后来者更是当仁不让，还有曾经的盛名，这些似乎让他有些无奈与尴尬。但随着专栏在《艺术世界》的广受欢迎、谈艺随笔《纽约琐记》的出版和即将付印的画册，相信他已把时差倒过来了。
武仕：画画的、搞设计的这帮人都知道您去中央工艺美院（清华美院）了，您是搞纯绘画的又不是搞设计的，去中央美院才算正根儿呀？
陈丹青：中央美院叫我去的，叫过两三次，20世纪80年代，侯一民先生访美时就叫我回来，我由于种种原因没去。靳尚谊先生1994年到美国，又谈回校的事，他说：“你回来吧，以后经常到纽约探亲就是了。”当时我闺女还小，不太容易走开，我也未认真想过回国的事情。1998年，中央美院叫我回来代一段课，六周，学生好像挺欢迎的，我也觉得不错。1999年，美院的书记——也是我的老同学王宏建再次叫我回来，我就答应了。到了办具体手续时就遇到问题，就是国籍问题，人事上的困难，我就跟靳先生说：“别为手续的事让校方为难。”这事就搁下了。
1999年秋天，孩子大了，上了大一，愿意到中国学中文，我一家人决定回北京，我单干，像在纽约一样。就在快要回来的时候，忽然工艺美院的袁运甫老师给我来电话说：“工艺美院与清华合并了，过来帮忙教书吧。”吴冠中、张仃老先生也表示欢迎，还有就是副院长刘巨德是我同届的老朋友，也叫我赶紧回来，都很诚心。我想再不来就有点不像话了，但我也跟他们说，国籍问题恐怕不好办，他们说：“没问题，清华有特聘计划，国籍不是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外头传什么是不确实的，通过你们澄清一下也好。
武：作为一个画画的，非常早您就出名了，那会儿您还没毕业？
陈：“文革”那会儿很容易出名啊，糊里糊涂出的名，也不明白那就叫出名。好多人都出名了，罗中立、程丛林……哪里就我一个。
武：别人没像您这么容易。您就是那么勾勾，画得很薄，完全像是写生作品，有的甚至还漏着底呢。
陈：是吗？
武：那几张西藏组画。
陈：那是7张。在美院藏了4张，我带了3张出国，卖掉两张，现在只剩一张。别老提那个，老黄历了。
武：西方很多画家的创作力都比较旺盛，您近期有什么作品？
陈：在美国，一年365天除了星期天，我天天都画，三年我有上百张作品。到国内后画得少了，有个安家的过程。我不急。急什么？
武：在国外，画家、经纪人、画廊这三者之间已构成一种三角关系。能不能介绍介绍？
陈：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人得活命呀！《纽约琐记》里有一章就是专门写画廊的。1982年，我出国后就是*画廊、*收藏家卖画维生的，挺好的。我提前进入的这个系统，中国慢慢也会这样。有些画家已经这样了，像你这本书里收的这些腕儿，画卖得很火，早就脱离我现在的居住条件了，换车、换房，都好几回了。据我所知，中国艺术家比美国艺术家活得好多了。
武：您现在比较怀旧哇。
陈：出国回来的家伙都会怀旧吧？老家拆了，树也砍了。出国其实不是空间转移，应该是时间的转移。中国现在特别生动，我乐意看到中国发生什么，然后……
武：就是说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没有的。
陈：台北、香港都有很多很生动的地方，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大面积的国家像中国这么奇怪，非常暧昧，什么事情都难以定义，让人很难判断。一方面，这个文化已经完全破碎了；另一方面，任何西方的东西又那么快，那么……所以我说中国是天然的后现代国家。
武：那您感觉上海和北京呢？
陈：其实所谓的上海人、北京人已经没有了，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到上海马路上去听，语言一点不好玩。上海那种泼辣的东西现在没有了。上海男孩不打架了，小流氓也看不见了。我们小时候，流氓就成群站在弄堂口。过去旧社会、黑社会留下来的那种弄堂文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结束。姜文拍的那个电影是对的（指《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大伙人拉到桥底下开打，当中有几个家伙说合，结果又不打了……我们那会儿没有一天不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全都埋头读书，青春就是考试。女孩子就是打扮，男孩子就是考虑将来怎么赚钱，细皮白肉的，好看倒是好看，就是那种生动活泼全都没有了。
时代在变化，每个地域的特征也在变化。北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移民城市了，我接触到的圈子里真正的北京人也不多了。上海在民国时期是个移民城市，三教九流都往那儿跑，解放以后呢？因为行政首都和文化中心都在北京，所以人都往北京跑，改革开放后户口制取消，更往北京跑。再加上文化艺术的吸引力，几个院校、一些团体、各国大使馆都在北京……
武：您在美国那些年，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陈：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不是生长在中国这么一个集体社会。美国人很简单，他们个人意识很强，玩个人风格，挖掘人性深度，探讨同性恋、女权和所谓终极的命题。美国让我有了个人意识，教会了我工作，让我学会一个人怎么跟自己相处。论作品的深度，咱们差远了。中国艺术家跟美国艺术家一比，全是业余状态。美国专业艺术家太专业了，至少他工作量大，一年到头在工作，作品多得要命。中国艺术家不管在朝在野，东西还是不够多，不够丰富。
武：我觉得是大环境的差别，咱们作品太多了，也没人要哇。
陈：在美国很多作品也没人要，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有人经营的，很多艺术家也就是自己喜欢，他白天要干别的什么，养自己画画。美国有一大批文化人口，这些人口跟世界没什么关系，只管自己弄些什么奇怪的名堂，美国社会富，养得了这么多人。
武：有些南方艺术家也有点这方面的迹象。
陈：是吗？北京是个行政中心，形成行政文化，行政人格，这个团体盯着另外一个团体。北京人喜欢侃大山，个个能说会道……其实北京人很杂，林子大，鸟儿多，奇怪的人口渐渐出现了，渐渐多了，你想再过10年、20年，中国会有很多身份不明的人，你很难说他是什么动物，既不在官府混饭，又不完全是非常个体的劳动者。我在饭馆吃饭，东张西望，老闹不清周围吃饭的是什么人。
中国艺术家的个人意识还没有充分确立，还是个混沌状态，每一代人的差距和冲突也很强，但中国这种不确定性，就像你们拍的这些人，到处冒出来的事情，都非常有意思，我现在非常愿意看到中国被叫做前卫的那种东西。
弘泰武仕/文 （摘自《纯粹——局部接触42位文化先锋人士》文化艺术出版社）
陈丹青：只做他自己
新民晚报 2003年05月12日
继《纽约琐记》之后，《多余的素材》一书是陈丹青归国前夕写成的另一部文集，其主题首次越出“艺术”之外，触探人性的深浅、文化的歧变。在书中，时代的质感体现为日常细节，历史的分量，举重若轻：那就是我们亲历的生活，而作者严肃地戏称为“多余的素材”。该书在北京的三联书店上柜仅一周，就以近千本的销售量登上了排行榜。
上海的弄堂走不厌
很难向今天的年轻人描述陈丹青在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盛况，至多形容说“比赵薇还红”，对方才稍有一点感性认识。
旅美近20年，1999年，陈丹青回来了，担任清华大学油画系博导。见到他时，干净的中式大褂，背上一只显眼的军挎包———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背的那种，书包上晃眼地别着一枚清华的红色校徽。几天来，他就是这副装扮穿行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当然，还要加上他那双炯炯的大眼泡。
陈丹青说，上海的弄堂走不厌，里边全是微生物，在美国呢，厕所不臭，花也不香。
几年前第一次回国，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骑上父亲的“老坦克”自行车，摁着车铃穿弄堂，故意吃几个“弹簧屁股”，听座下的小弹簧“咯吱咯吱”响。
和王安忆走在南京路步行街，王安忆说，新楼一造，连老样子是什么样的都想不起来了。陈丹青说：“在上海，我经常在找人样子。有一种人的样子，再也不生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巩俐在《摇啊摇》里学上海派头，完全不敌当时上海弄堂里任何一个小姑娘。那时没什么衣服穿，打扮也很少，但上海人照样翻花头，什么裤子配什么鞋，两用衫里领子怎么翻出来。现在跑遍上海也找不到这种样子的人。有这种样子的人老了，想按现在的时髦瞎打扮自己，全乱了。”
纽约有位90多岁的收藏家王纪千先生，陈丹青去他家的时候，他正在电话里招聘做下午点心的厨师。“侬烧卖阿会做口伐？侬用啥面粉、里厢啥料？”电话里考人家考很久，最后，来了个苏州老太太。陈丹青记得，自己小时候还有很多人躲在弄堂里过这种生活。他的外婆是杭州人，小时候吃完晚饭家人买6个梨半斤杨梅来吃，外婆嗤之以鼻：“哪有这样吃水果的，以前是一筐一筐吃的！”说到这儿，陈丹青一个劲地笑，像是笑他自己。
“我们生长在一个极粗糙极粗暴的年代，现在才晓得以前好，妄想慢慢找回来。”陈丹青走在衡山路上，眼睛不停地看。
坐在街边咖啡馆，陈丹青看着窗外来往的女孩。“我以前喜欢一个女的，据他们说，她也很喜欢我，经常故意在楼下站一会儿喊喊人，希望我也探探头。那时全是这样的事情，现在她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想想我那时真小，只有16岁，那会儿她已一副小妇人派头，很镇静、从容不迫的样子。那时把‘喜欢’叫‘吃’，‘吃侬’就是喜欢你，这个词非常好。后来我去外地，发现上海话非常不适合谈恋爱，没有韵致、暗示性。上海话谈生意很好，尤其在讨价还价、弄清楚算清楚时，简直无法拒绝。”
生命中的转变
陈丹青觉得，自己生命中的转变都很快，“啪答”就变成另一个人。上世纪70年代末以《西藏组画》一夜成名，80年代初跑去美国，90年代末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油画系博士生导师。“文革”，出名，出国，回国。“我年轻时脾气暴怒，动不动跟人争论，现在一点也不。以前看书听音乐易哭，现在不了。偶尔有要哭的意思，我开心死了，又来了又来了。”很多年轻时的感情变成一种很深的东西，陈丹青知道它们都在，只是真的转变了。他说自己经历过很多挫折、委屈。“西方人说Nevercomplain，从前老派人也说不要跟别人讲啥不开心事体，这份教养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有了。”
去美国最初是渴望见到油画原作。上世纪80年代初，出国还有点“叛逃”的意思，陈丹青去公安局申请护照，很窄的走廊里坐满了“表情沉痛”的人。到了美国，陈丹青一下子就找到画廊，但只是延续画西藏，画得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五六年，不堪回首。那是我的适应力有问题。很多人一出去如鱼得水。我挺能熬，明明不适应但能熬下去。我做每件事情的过程都很长。”
据说，陈丹青在纽约的家已经成为中国那些文化大腕们去美国必到之所。他说，这就是《智取威虎山》的“接头地点”呀。
在国外，也有记者采访他，“像看医生，一个，下一个。中国呢，有媒体，但大家还不大知道拿它怎么办，既郑重其事，又不很专业，非常有意思。像初恋，一场又一场的初恋，不拥抱，不亲嘴，连调情也不会。”
老朋友和年轻人
陈丹青的夫人黄素宁神情安静，慈眉善目。20多年前，陈丹青在江西插队，混不下去了，跑到南京。那里的朋友见了他的画都很佩服。陈夫人当时是干部子弟，很同情他。后来她去西藏，把他调去西藏画画。两人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她家里不肯，两年断了所有关系。我一考上中央美院就和她结婚了。”结结实实过家庭生活，是在两人到美国后。“挺好，就跟所有家庭一样。我想，婚姻基础很重要。她是我的老朋友，我对老朋友都很好，因为在老朋友身上看到你自己。”
陈丹青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和女儿关系很好。女儿16岁就打鼻环，她从不堕入感伤主义，也决不流露对陈丹青的佩服。很多朋友看见这对父女在一起讲话就大笑不止，女儿说：“不要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样，你这愚蠢、丑陋、无用的家伙！”一串英语砸过来，陈丹青笑得欢。“我比较欢喜年轻人，他们身上没有扭曲的东西，很自然。清华的学生对我很好，开讲座的时候会问我初恋的故事，问我中年的欲望如何解决，这在以前都是不可能的事。我记得小时候，几个同学说话，看见老师来了就闭起嘴。所以现在我很注意，讲了几句就准备走了，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我走。”
陈丹青已经出版了三本书，《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和《多余的素材》，文字幽默活泼。他说，“文字让我有快感。看画展的人很有限，文字的读者则未知，想象中有很多读者。要是年轻一代爱看我的书，我就乐坏了！”
做人是根本
陈兆炽（陈丹青的父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人。丹青是一个很正直正派的人。我们从小要求他，做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先做人，然后才能搞学问事业。他读书很用功，他的聪明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的很多思想超过他的年龄，很敏锐，感情丰富，对家长也很孝顺，对朋友很好。对他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非常自信，送他去学游泳，还没下水，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游。
丹青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从小就喜欢游泳、音乐、文学、绘画。可是，当他才4岁时，我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丹青难过得整天没说一句话，我劝他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一次，我在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色彩浓重的油画，原来这是一位侨居意大利的俄国著名画家的杰作：《意大利姑娘》，我马上拿回家送给了丹青，丹青花了几个星期临摹，竟画得栩栩如生。
丹青成名之后，很多人来问起他的名字，其实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让他学画，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当时生活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候，就用了文天祥的一句诗“留取丹心照汗青”给两个孩子起名。
让艺术有诗意
兀鹏辉（中央美院“自由交流”书店创始人）
我在陈丹青谈论绘画与音乐的书中，读到的是“文学”，获得了阅读的快感，他自谦那只是“写作”。他曾说：“无论写天上的云彩，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写你自己。”有了这样的意识，不论他写什么，文字都游刃有余。
在《陈丹青音乐笔记》里，陈丹青没有摆起面孔谈音乐，就像他的《纽约琐记》，根本不打算一本正经谈绘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以日常经验谈艺术，以艺术谈日常经验。要是设高考课题，这样的写法一定被拒绝，就像他拒绝任何“正式”的话语和话题。他甚至不以“艺术家”的身份谈艺术，他只做他自己。
陈丹青一直在画画，却不愿说自己是个画家，因为画家和艺术家是两回事。他让艺术这个职业在今天仍富有诗意。
和他聊天是享受
尹大为（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编导）
陈先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很多见过陈先生的人都说他像30多岁的人，可是我觉得他的心态甚至比很多20多岁的人还要年轻。他对很多事情抱着像孩子一样的好奇心，性格很爽朗，谈话有机锋，嬉笑怒骂，字字珠玑，和他在一起聊天是最大的享受。
他对年轻人热情提携，让我深受感动。去年我的新书《长喉结的美女》请他做序，那时正值暑假，想不到他还特地把一厚叠书稿带到纽约，大热天认真地看，序言写得很长，还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他说：“年轻人的第一本书马虎不得。”
陈先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我认为他始终是一个文化追问者。照他的年龄应该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足以向后辈传授他的心得了。但他却不，我读他的书，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艺术问题，他反而会提出很多的问号：“是这样的吗？真是这样的吗？”往往在这样的追问中，让我们看到一副完全崭新的景象。
著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导。
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
1978年以同等学历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
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
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定居北京。
因两度进藏，作《西藏组画》等油画创作。近十年作大型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
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
2002年出版随笔集《陈丹青音乐笔记》。
2003年出版文集《多余的素材》。
http://news.tsinghua.edu.cn
白皮手记——————陈丹青其人其事
http://blog.msnfans.com/wangyuan/archives/8361.html
他在清华讲台上的时候，应该是听课人数最多，反响最热烈，无一人打瞌睡的一位，单从唐装，老式眼镜，黄帆布挎包，时不时夹杂点脏话，还不能看出他的确不凡，不凡的是他的真知哲理，明人快言，他象是一面镜子，让中国人更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艺术，就象他本人说出国是为了更清楚的看到自己，他的讲座没啥费话，句句精彩，通透彻底，掌声雷动。更不凡是他的一手好字，流利的中国地到的繁体字，上他的课有时会感觉“他是人物里的文物”，不知道这话是否不得体，但确实是个活宝。西藏组画也好，农民出身艺术家也好，不无正业二流子也好，好象完全不是他，他是谁，揭开这个谜需要很长时间，包括了解他的画，了解他的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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